《消法》升級全面提振消費者信心

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1993年消法”）頒行對保護消費者權益，規范企業經營行為、建立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優化經營者之間的公平競爭秩序、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喚醒全社會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電子商務活動的方興未艾，新興的消費需求、消費方式、消費活動和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糾紛不斷涌現，1993年消法的制度漏洞逐漸顯現，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新需求與新期待無法得到充分滿足。

為進一步夯實消費者權益的內涵，拓寬消費者權利的外延，強化商家的社會責任，規范商家經營行為，構建多贏共享、誠實信用的放心消費環境，打造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升級版，加快推進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回應廣大消費者與誠信經營者的強烈立法呼聲，于2008年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列入五年立法規劃項目，并于2011年啟動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修改程序。2013年10月25日通過了《關于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決定》，將于2014年3月15日國際消費者權益保護日開始施行。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升級版是大幅提振消費信心、撬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的法律杠桿

新消法的頒行有助于提振消費信心，拉動消費內需、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雖然資本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但消費是財富之源。消費是市場經濟活動的起點與歸宿，是國民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引擎。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因此，貫徹落實新消法不僅有助于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大幅提振消費信心，拉動消費內需，而且有助于刺激投資需求，鼓勵投資興業，進而創新產品、擴大就業、增加稅收，提高消費潛能，擴大消費內需，從而形成消費驅動投資、投資助推消費的良性互動的經濟增長新動力。因此，孤立地看待消費與投資是片面的，忽視消費對投資的拉動作用更是錯誤的。旗幟鮮明地保護消費者權益是拉動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法律杠桿。

新消法的頒行有助于健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加快我國經濟的市場化與法治化進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但還很不健全，并突出表現在商業欺詐、商業賄賂、商業壟斷現象的普遍性。因此，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有助于構建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公平交易秩序，而且有助于優化經營者之間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構建多贏共享、誠實信用、公平公正的新型商業生態環境。

新消法的頒行有助于增強我國民族經濟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中的國際競爭力。民族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律制度的國際競爭力。我國經濟不僅要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而且要引領全球化潮流。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包括引進來戰略與走出去戰略。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有助于在落實引進來的戰略中，強化跨國公司對中國消費者的法定義務與倫理義務，徹底終結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推行歧視性消費者政策、享受特權公司待遇的歷史，真正落實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外國企業之間的國民待遇原則與公平競爭原則。只有最苛刻的消費者才能催生出最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還有助于倒逼內資企業（包括民企與國企）在國內市場苦練內功，早日成為既具有核心競爭力、又廣受尊重的企業，進而在進入國際市場以后立于不敗之地。

因此，貫徹落實好新消法，加快推進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全面建設消費者友好型社會，既是標本兼治的法治工程，也是立足長遠的經濟工程，更是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二、旗幟鮮明地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是新消法的立法靈魂

新消法旗幟鮮明地向消費者適度傾斜，由于經濟實力的不對等、信息占有的不對稱、爭訟成本外部化轉嫁能力的落差、財富轉移的負面效應、市場結構的不均衡以及消費者集體維權的高額成本，消費者與經營者相比，往往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1.經濟實力的不對等。

消費者的經濟實力往往遜于其對應的經營者（尤其是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某一產品或服務的全體消費者的財富總和雖大于單獨經營者，但單獨消費者的經濟實力往往弱于作為其交易伙伴的單獨經營者。消費者雖整體強大，但個體弱小。客大欺店的現象即使存在，也是小概率事件，而店大欺客卻是常態現象。

2.信息占有的不對稱。

信息就是財富與力量。由于經營者壟斷有關其生產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的性能、缺陷及潛在危害的全部信息，消費者的談判能力無法與經營者抗衡。即使個別消費者的私人財富足以與經營者抗衡，但由于信息占有的不對稱，仍難以擺脫弱者地位。民事訴訟與仲裁中的基本證據規則“誰主張，誰舉證”，對無法舉證的消費者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即使有“舉證責任倒置”的例外規則，但其適用范圍十分狹窄。因此，消費者占有信息的天然有限性往往使其在維權訴訟中敗下陣來。

3.爭訟成本外部化轉嫁能力的落差。

“羊毛出在羊身上”。面對來自消費者的訴訟，不少經營者從容不迫地委托律師與消費者展開馬拉松式訴訟，從而將消費者拖垮。原因很簡單:經營者無論勝訴抑或敗訴，總有辦法將律師費和其他訴訟費用計入稅前列支的經營成本，從而將其本應由其承擔的訴訟成本轉嫁給廣大消費者。如此一來，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而經營者違法成本過低。隨著法治政府建設步伐的加快，一些經營者誤以為依法行政的政府是“豆腐政府”，軟弱可欺。于是乎，欺詐起消費者來更加有恃無恐。

4.消費者單方先行向經營者轉移財富的被動性及負面效應。

殘酷的消費現實表明，消費者一旦喪失對財富的直接支配，就會變成弱者，而經營者作為財富的取得者搖身一變成為強者。推而廣之，能自由支配他人財富的主體就是強者，而自己財富被他人支配的主體只能是弱者。控制蘊含權力，產生利益，也制造強弱對比的利益格局。

5.市場結構的不均衡。

我國現實生活中仍存在著市場結構的不均衡現象。買賣雙方間的博弈實力與談判地位不對等，賣方與賣方間的競爭實力不對等、競爭舞臺不充分，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競爭與壟斷優勢濫用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在市場結構不均衡的背景下，傳統的合同法規則包括合同自由原則很容易淪落為強勢經營者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工具，霸王合同和倚強凌弱現象也就禁而不絕。

6.消費者集體維權行動的高額成本。

在大規模侵權案件中，廣大消費者普遍存在搭便車的維權心理。有些維權消費者之間信息溝通不暢，甚至產生彼此猜疑與不團結。個別經營者企圖通過“馬拉松”式的訴訟拖垮消費者，甚至千方百計瓦解消費者維權陣營。

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是貫徹和捍衛平等原則的必然要求。國家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與公權力（含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執掌者，對全體社會成員都應一碗水端平，予以一體平等保護。因此，平等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但法律上的平等、形式上平等、抽象的平等并不能代替和否認現實生活中的經濟不平等、實質不平等、具體不平等。要恢復消費者與經營者間的平等地位，必須把實踐中已向強者傾斜的天平回歸平等的原位，幫助弱者收復曾經失去的平等待遇。因此，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沒有違反和否定平等原則，而是繼承與捍衛了平等原則，發展與鞏固了平等原則，純化與夯實了平等原則，為傳統平等原則注入了正能量。這對于培育實質平等文化，弘揚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意義重大。

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國家向消費者適度傾斜不僅有助于保護弱勢群體，也有助于捍衛社會公共利益，凈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我國各個行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符合廣大誠信經營者的最大利益與長遠利益，是推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構建和諧市場秩序的重要舉措。

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是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重要標志，是現代法治的理性選擇與永久胎記，而非法治長河中的曇花一現，更非民粹主義的情感宣泄。為落實十八大精神，實現消費領域的科學立法、規范執法和公正司法，新消法旗幟鮮明地樹立了向消費者適度傾斜的新思維。向消費者適度傾斜是貫穿于新消法的靈魂和主線。除了貫徹執行消費者友好型的新消法，涉及消費者切身利益的所有法律法規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及其執行（包括執法、訴訟、仲裁與調解活動）也要符合消費者友好型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