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日期問題上觸碰法律紅線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市場監管總局和國家藥監局聯合發布一批落實食品藥品安全“四個最嚴”要求專項行動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篡改食品生產日期案特別引人關注。

2019年8月，上海市松江區市場監管局接到舉報，反映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篡改產品生產日期。該局迅即組成調查組展開調查，發現這家企業從2019年8月1日起，對積壓和臨近保質期以及已經過期的奶酪熏腸等產品篡改生產日期。鑒于該案違法行為危害性大、主觀故意明顯，松江區市場監管局依法吊銷該企業食品生產許可證，沒收違法生產的產品及工具、設備等，并處罰款301萬元。

這家企業因篡改生產日期被重罰，一定很鬧心，但是，若其違法行為未被發現，問題產品流入市場，那鬧心的就該是消費者了。要知道，食品在嚴格規定的保質期內是安全的，但超過這個期限（篡改生產日期都是人為延長保質期），原本控制在安全范圍內的細菌群，通過繁殖可能出現幾何級增長，而原本不應存在的沙門氏菌、志賀氏菌、金色葡萄球菌、肉毒桿菌等健康殺手也會乘虛而入。曾有媒體報道，湖南醴陵一8歲女孩因食用變質熱狗導致頭暈無力，病情危重，專家診斷為肉毒桿菌中毒。

事實上，近些年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有不少與生產日期相關。從2005年6月光明“早產奶”事件開始，之后便時不時能從媒體看到關于食品“早產”事件的報道。對于食品“早產”等日期失真現象，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不僅《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均有關于產品生產日期、保質期等方面的規定，相關市場監管部門也出臺了《食品標識管理規定》（2008年9月1日起實施）《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督管理辦法》（2016年5月1日起實施）等部門規章。不過，盡管有法可依，但市場監管效果卻并不十分理想。

原因何在？分析人士認為，一些企業敢于在產品日期問題上玩貓膩，屢屢觸碰法律紅線而不知收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現行法律法規處罰力度過低。比如，按照《產品質量法》規定，對未真實標注生產日期的行為給予貨值金額30%以下的處罰。即使是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規定，處罰金額為“貨值金額10倍以上20倍以下”，這相對于違法企業的非法獲利，還是顯得太少。另一方面，企業違法動機難除。這既包括主動獲利動機，也包括被動避害動機。目前食品流通領域比較通行的一個行規，是商家對包裝食品剩余1/3保質期的拒收，剩余2/3保質期的被納入促銷對象，而最終過期的商品則要退還廠家，損失都由廠家承擔。盡管食品生產企業多認為這種風險承擔模式并不合理，但它們在大型零售企業面前缺少話語權，而個別企業在無奈接受這種市場規則之后，為轉移風險、降低損失，動起偽造食品保質期的歪心眼。

顯然，要杜絕食品生產企業玩日期游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懲處力度，提高企業違法成本。文首案例中，市場監管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并未簡單地依據涉案貨值（該案例涉案貨值只有17萬多元）進行處罰，而是依法合理使用裁量權，對當事人作出301萬元的從重處罰，不僅呼應了民意，也體現了法治精神，產生了明顯的震懾和警示效應。

而要根除食品企業玩日期游戲的動機，則還要想辦法改變目前市場存在的一些不合理規則。有專家建議，監管部門應在流通領域推行格式化合同，禁止過期食品回流廠家，相關損失由銷售商、生產商共同承擔。可借鑒國外做法，引入第三方機制，扶持第三方企業將過期食品制成飼料、肥料，或者發酵生產甲烷，作為工業能源。企業都不害怕過期食品了，解決了后顧之憂，日期游戲自然也就沒必要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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