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當前職業索賠人身份認定面臨諸多問題，亟待明確認定標準

此前，“女子賣150碗熟肉被舉報為三無產品，法院判其退賠5萬”，以及“主播被曝售賣假原切牛肉卷”等事件引發網友熱議。近年來，隨著類似打假新聞頻繁曝光，“職業索賠人”“知假買假”的行為一直飽受爭議。

他們通過購買假冒或包裝不明商品后向監管部門舉報，獲取商家賠償。有人將他們視為維權英雄，也有人認為他們是為了利益惡意維權。

在封面新聞《“兩會你我他”——熱點互動征集》欄目中，有網友反映，身邊一些做小本生意的朋友，尤其是經營煙酒、化妝品等商品的商家，經常遭遇“被維權”的困境。這些“維權者”往往并不針對產品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專門抓住商家在經營過程中的一些小疏忽，甚至會引發一批“職業索賠人”蜂擁而上，給商家帶來諸多困擾和損失。

如何規范職業索賠人的“維權行為”？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資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資陽市委主委劉廷安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投訴舉報信息平臺，并從國家層面出臺對“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行為的認定辦法，規范惡意投訴舉報行為的認定標準。

缺乏具體量化標準

職業索賠人身份、行為認定模糊

近年來，職業索賠人現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一方面，他們對制假售假行為形成威懾，維護了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大量惡意投訴舉報行為也給市場主體和監管部門帶來了諸多困擾。

“‘知假買假’進行索賠，通過惡意高額索賠、連續購買索賠和反復索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營秩序，不僅破壞了營商環境，還對司法資源造成了嚴重浪費。”

劉廷安指出，當前，職業索賠人身份認定面臨諸多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雖明確禁止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但缺乏具體量化標準，執法人員難以從法律層面準確把握惡意投訴舉報行為，僅能通過格式化的投訴舉報材料、短期內投訴舉報的頻次等特征從主觀上感知惡意投訴舉報與普通消費投訴舉報的區別。

跨區域行政機關信息不暢

職業索賠人逃避監測特征明顯

劉廷安談道，據他觀察，惡意投訴舉報人逃避監測的特征明顯。有的惡意投訴舉報人為了規避被行政機關監測到投訴舉報頻次異常，會采取頻繁更換投訴舉報人、用投訴舉報信件代替線上投訴舉報、避免長期在同一個地方進行投訴舉報等方式，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對惡意投訴舉報進行認定的難度。

此外，惡意投訴舉報人通常不會選擇在自己的經常居住地進行頻繁的投訴舉報，他們通常會在不同的省、市、區(縣)進行投訴舉報，跨區域的行政機關對于投訴舉報的信息并不互通，導致執法人員在對惡意投訴舉報人進行檢索時，在同一地區檢索到的投訴舉報頻次并不會太高，從而難以認定其不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

不同地區的行政機關之間信息不互通，難以全面掌握投訴舉報人的行為頻次和特征。在惡意投訴舉報的認定上，行政和司法機關意見不一致，導致部分行為難以被有效規制。

建立并完善全國投訴舉報信息平臺

國家層面出臺具體認定辦法

針對上述問題，劉廷安建議，從國家層面出臺對“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行為進行認定的具體辦法，明確相關行為的適用情形，規范惡意投訴舉報行為的認定標準。

明確不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具體適用情形，進一步規范惡意投訴舉報行為的認定，從而減少相關行政、司法成本的浪費，有利于打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同時，為有效應對職業索賠人跨區域惡意投訴的現象，他建議強化跨區域市場監管部門投訴舉報信息共享，建立并完善全國投訴舉報信息平臺，將線上、線下投訴舉報信息進行整合，有助于從法律法規層面上對惡意投訴舉報行為進行認定。

他補充，還要加強對利用威脅、恐嚇、偽造證據等不正當手段向市場主體索要錢財行為的證據收集，建立和完善行刑銜接制度，對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惡意投訴舉報行為，及時對接公安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