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政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智時代政府治理創新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政務數據共享工作。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政務數據共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是我國第一部專門規范和推進政務數據共享的行政法規，是我國數字政府建設頂層設計的又一里程碑事件。《條例》的出臺既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務數據共享工作的實踐總結，也是新階段以數字化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要求，標志著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探索，我國政務數據共享工作進入法治化、規范化的新階段，這部承載著制度創新使命的行政法規，不僅是對傳統治理模式的系統性革新，更是面向數字文明時代政府治理現代化的主動布局，對提升政府數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務服務效能，全面建設數字政府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構建“四個一”制度設計，以體制機制創新推動政務數據共享新格局

在數字經濟時代，政務數據作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的地位日益凸顯。《條例》以制度建設為重點，系統集成了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推動政務數據共享的制度創新和經驗成果，從構建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的角度出發，提出建立健全管理體制“一盤棋”統籌、數據目錄“一本賬”管理、共享使用“一站式”服務、共享平臺“一體化”運行的“四個一”制度設計，提出了很多突破性、原創性舉措。

一是“一盤棋”統籌，推動政務數據共享統籌協同治理。管理體制是政務數據共享的先決條件。長期以來，縱向層級制的權責分割、橫向部門化的信息壁壘、技術標準的多重異構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政務數據共享效能，這些矛盾看似技術問題實為制度問題，也深刻反映了傳統治理模式與數字時代治理需求之間的不平衡。《條例》首次在國家層面圍繞管理體制、目錄管理、共享使用、平臺支撐、保障措施、法律責任等方面確立了政務數據共享的總體框架，并從強化政務數據源頭治理角度，將政務數據共享列入政府部門的重要職責范圍，明確了數據收集、目錄編制、申請審核、共享應用、數據校核、數據安全、使用記錄等工作要求。這種制度設計使政務數據共享從技術操作層面躍升為履行職責的法治要求，本質上是對科層制治理范式的結構性改革，為破解政務數據“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會共享”的問題提供了法治化解決方案。

二是“一本賬”管理，推動政務數據共享動態規范管理。目錄管理是政務數據共享的必要前提。長期以來，政務數據資源存在底數不清、重復采集、來源不一等問題，亟須進一步加強政務數據目錄規范化管理。《條例》通過建立統一數據目錄體系，按照應編盡編的原則，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建立全量覆蓋、互聯互通的高質量全國一體化政務數據目錄，將分散在各級政府部門的數據資源轉化為可調度的治理要素，打通了數據高效共享的“最先一公里”， 以數字時代的“車同軌、書同文”破解“方言不通”難題。這種制度設計使得政務數據資源能夠突破行政邊界，實現數據要素高效流通，形成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的數據要素，為政務數據規模化開發利用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一站式”服務，推動政務數據共享供需精準匹配。共享使用是政務數據治理的核心目標。長期以來，政務數據共享需求不明確、供給不積極、供需不匹配、共享不充分等問題較為突出。《條例》強化服務理念，圍繞誰來共享、共享什么、在哪共享、怎么共享、成效如何，推動政務數據共享供需精準匹配、高效對接。同時，《條例》細化了政務數據收集、共享申請、共享服務、數據回流、校核機制等政務數據共享的具體操作流程，提升政務數據共享效率，有效滿足各地區各部門政務數據共享需求。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價值不僅在于規范政務數據共享的規則要求，更在于通過流程優化構建政務數據價值釋放的可持續機制，有效彌補政務數據資源的結構性短缺，推動實現政務數據資源高效率配置、高質量供給和高水平應用。

四是“一體化”運行，推動政務數據共享平臺集約建設。平臺支撐是政務數據共享的基礎根基。長期以來，由于分散建設、標準不一等客觀原因，政務系統間形成了眾多“數據孤島”，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而且制約了政府服務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條例》提出，要統籌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政務數據安全防護能力，整合構建標準統一、布局合理、管理協同、安全可靠的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實現各級各類政務數據平臺互聯互通。這種制度設計通過構建國家、地方、部門的“1+32+N”立體化框架結構，重構了政務數據的共享流通模式，系統性破解了政務數據“條塊分割”難題，以統一平臺推進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政務數據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

二、從“業務數據化”向“數據業務化”轉變，推動構建政府數字化轉型新模式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首次提出“數智技術”，12次提到“數字”，7次提到“數據”，數據、算力、算法以及新質生產力等關鍵詞交織成未來數字化發展的新畫卷。從農業社會的“經驗治理”到工業社會的“規則治理”，再到信息社會的“數據治理”，政務數據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動能，作為提升行政效能、優化政務服務的關鍵驅動，將對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產生深刻影響。

一是要充分發揮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作用。一方面，要依托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從部門職責、主體責任、工作機構等方面，建立與數字化發展相適應的數據共享制度體系和管理規則，細化數據歸集、共享、應用、安全等責任，形成各方面職責清晰、分工有序、協調有力的政務數據共享格局。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各方共創共建數據協同治理模式，充分發揮《條例》有序引導和規范發展的作用，協調多方力量參與政務數據共享基礎性工作和能力建設，構建多方協同的治理模式。

二是建立健全政務數據共享配套制度和標準體系。一方面，要推動各地各部門及時清理、修訂與政務數據共享不相適應的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重點破解數據共享責任、隱私保護、安全監管等制度瓶頸，用制度和法律規范促進政務數據高效共享，推動政務數據共享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務數據共享總體框架標準和業務體系，建立健全政務數據供需對接機制，完善數據質量管理規則和標準，提高數據完整性、準確性、可用性和時效性。

三是以業務應用場景牽引政務數據治理和高效共享。應用場景是政務數據共享的核心驅動力和價值體現，沒有應用支撐的政務數據是無源之水，沒有政務數據支撐的應用是無本之木。一方面，要堅持需求導向，從企業和群眾需求出發，從政府履職場景入手，以政務數據共享推動業務、決策、執行等方面流程再造，推進面向應用和服務的政務數據共享應用。另一方面，要以應用場景為牽引，通過業務需求倒逼，有序推進國務院部門垂直管理業務系統與地方數據平臺、業務系統數據雙向共享。同時，以場景應用檢驗政務數據質量與協同效能，以場景成效提升政務數據生產和供給能力，形成“以用促享、以享提質”的良性循環。

四是要加強政務數據全方位監管和保護。一方面，要強化政務數據安全治理的主體責任，統籌政務數據治理安全和發展，把安全貫穿政務數據供給、流通、使用全過程，守住安全底線，明確安全紅線，牢固樹立政務數據共享各主體的安全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保障政務數據安全。另一方面，要扎緊政務數據安全籬笆，強化各方監管責任，從嚴管控非必要采集政務數據行為，依法依規打擊政務數據超范圍使用、隱私泄露等數據濫用行為，確保政務數據善用。

站在“十四五”與“十五五”的歷史交匯點，數據賦能以指數級速度重塑著政府治理格局。下一步，要以《條例》實施為契機，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作用和創新引擎作用，從構建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的角度出發，實現從“業務數據化”向“數據業務化”的量變到質變，推動構建以“數”為核心、以“轉”為路徑的數字賦能政府治理模式，提高政府決策科學化水平和管理服務效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劉旭濤）